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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零六章 河套之战(九十一)

然而,因为郑和船队在海外布局时,重用中国宗教,及与满剌加这样宗教色彩国家交好。

就认为郑和这个佛教徒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也是有失偏颇的。

上述做法,更多是基于国家利益,及当地的局势而因势利导罢了。

另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体现在对锡兰的外交态度上。

作为印度洋上另一个重要的航线节点,郑和本人曾经六次到访这个僧伽罗人(佛教徒)主导的锡兰岛。

甚至曾经在第三次远洋之时,开启过一场战争,并俘虏了对郑和船队不太友好的锡兰(斯里兰卡)国王。

以明史的记载来说,郑和锡兰之战的原因,与陈祖义被剿灭的原因一样,都是图谋郑和船队所携带的货物。

至于这是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我们要关注的,是由此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

在锡兰显示强大武力之后,郑和顺水推舟,利用自己佛教徒的身份。

以“佛教”信仰为连接点,取得彼此的共识,被俘的国王后来也被放归回国。。

今天锡兰的土地上,记录郑和布施岛上佛寺等行为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事实上,尽管郑和出使西洋之举,客观上促进了宗教,在包括马六甲王国在内的南洋国家传播。

但南洋真正大量出来****的“苏丹国”性质国家,却都是在郑和死后,明朝不再向海外彰显强大武力之后。

比如满剌加真正变成****的“马六甲苏丹国”,并跨越海峡进入苏门答腊岛的时间,是在15世纪中期。

《马来记年》载:在西里麻哈刺执政时期,马六甲王国正式成为宗教化的王国。

在罗阉·卡希姆(1445~1458在位)统治时期。

他自称素丹·穆扎法尔·沙,宣布***教为国教,马六甲正式称宗教素丹国。

限制满剌加的扩张规模,也能够体现出明朝平衡外交的特点。

马六甲苏丹国在做大之后,无论是从政治、商业角度,还是身三佛齐王室后裔的角度。

都希望能够顺势得到由“旧港宣慰司”控制的,以巨港、占碑为中心的三佛齐故地。

只是能不能做到这点,绝不仅仅是个实力问题。

尽管郑和的逝去,意味着我中央帝国在海上强势扩张时代的过去。

但我朝在南洋布设的朝贡体系架构依然存在。

马六甲苏丹国如果想“拿回”华人管理三佛齐故地,政治上也必须得到中央帝国的同意。

要知道,即使不考虑外交和军事上的风险,贸然开罪中央帝国,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也是无法承受的。

最终我朝并没有满足满剌加对旧港的野望,虽然在位的“旧港宣慰司”,是个中国人。

顺便说下,之前被封为“旧港宣慰使”(对外自称“三佛齐国王”)的施进卿。

已于17年前故去,接替执政的,是其次女施二姐。

政权交替过程中,其长子施济孙与其妹妹之间,曾进行过激烈的权力斗争,并各自寻求包括我朝在内的外交支持。

这种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之争并非我们所关心的,探讨施二姐身份才更有地缘意义。

施二姐能够在旧港上位成功,是源于马来世界当时还不那么高的文明层级。

简单点说,就是马来世界当时还有很大成分的母系社会遗风。

对女性掌权一事本身,并没有中国或者***世界那么敏感。

即使在后世,马来地区内部还有不少地区、民族,有着显着母系制文化特点,比如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

公元1440年,独木难支的旧港宣慰司或者说三佛齐故地,重新归入了满都伯夷帝国的统治范围。

施二姐也率众移居爪哇岛,以避免在这个敏感之地成为博弈的牺牲品。

随着马六甲苏丹国的强势崛起。

为了更好的争夺贸易资源,南洋的人口中心——爪哇岛也在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

掀起了***化浪潮,并迫使满者伯夷帝国的印度教统治者,逐渐将势力范围退缩自东爪哇地区,直至灭亡。

后世以旅游热点闻名于世的巴厘岛,则成为了满者伯夷印度教文化的最后遗存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爪哇岛宗教传播过程中,除了来自马六甲的宗教商人以外,移居爪哇的中国宗教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这种选择也不难理解,在我中央帝国重回闭关自守的状态后。

原本更愿意突出“中国”属性的天朝弃民们,客观上势必会突出他们的宗教属性,并最终在周边地区完成宗教化后彻底融入。

葡萄牙人的舰队是在公元1511年攻陷马六甲的。

与此同时,我朝却把面朝海洋的大门重新关上。

这一阶段,海洋之于我们的印象,更多是近海愈演愈烈的倭寇之患。

从战略上看,郑和船队在远洋事业中所占得的先机,已是荡然无存。

不过就这点来说,倾心于大陆中央之国的我们并不在意。

即使后来,葡萄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国家,先后试图打开我们的贸易之门。

我朝最终也还是通过“地利”及自身巨大的体量,将欧洲透过海洋传导过来的压力所化解。

只不过,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当技术差从量变拉升到质变程度,差距就很难拉平了。

为了搞清我们在大航海时代的定位,以及华人在南洋地缘结构中的现状。

暂时需要我们把时间线从葡萄牙人的航迹偏离出来,从更长的时间段,来审视我们在这一阶段的得失。

技术层面看,真正让西方有能力压倒庞大的中央帝国。

并且将后者变身成为自己的“半殖民地”的力量。

源自于18世纪60年代——19世纪中期,欧洲所开启的工业革命。

机器取代人力、化石能源的大规模利用,不仅在生产力方面,抵消了中央之国原有的巨大人口优势。

更在军事技术上,让欧洲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清王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落败,及其所导致的政治后果,就是这一技术代差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