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说到宋朝包括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繁荣，除了包括商业外，还包括学术方面的碰撞，可以说那时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西学东渐浪潮，中国文化与西方异质文化再次接触，可以说产生了及其剧烈的化学反应。
而这里面离不开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翻译了，在那时，翻译可以说作为沟通文化间交流的中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次翻译首先由科技方面，后来漫延到文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领域，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元朝以来，中国和西方国家一直有比较密切的外交活动，15-16世纪西方世界已经基本上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并且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科技领域出现了许多重大发现，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与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伽里略发明望远镜，英国科学家对人体血液循环的发现，等等，都远远超越中国。
而此时中国封建文明经历唐宋时期的高峰时期，封建文明进入没落时期，再加上南宋以来新儒学长期排斥禁锢人们的思想，佛学过于虚幻，已经逐渐失去其优势，明朝中期王阳明的心学、东林学派追求的实学为人们冲破以往的思想禁锢和追求西学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条件(朱维铮将明朝中期称为中国的中世纪。)。
恰好此时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明，西学在国内传播可谓迎合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封建士夫中的开明人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和西方传教士一起翻译西书，促成了中国翻译高潮。
其次，到了明朝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科技方面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的撰写，提倡实验与切身实践，人们的科学方法开始变化。
而且，需要说明，当时担任翻译任务的外国传教士都有很深的科学造诣。
他们为了完成自己的圣命，往往采取“调适与会通”(沈定平)策略，归化中国知识分子，寻求与中国士大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合作，翻译中国急需的科技书籍，达到其传教目的。
“教士之门中国也，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之信用，其教始能推行”。
后来逐渐形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翻译队伍，他们以开启民智，倡导民权，振兴中华，驱逐外夷为已任。
这个阶段的翻译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明朝以前的翻译活动;(2)明朝晚期至鸦片战争期间的翻译活动;(3)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后的翻译活动;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的翻译活动。
柳治徵将这段历史归纳为中国近代文化史，这个时期的翻译史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占主流地位的诗学影响较为明显，也是翻译发挥其社会功能最充实最明显的阶段。
第一阶段，那就是唐宋之时，我国国力强大，科技水平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古代的四大发明使我国在军事、印刷业、造纸业、航海领域都比欧洲早四五百年。
因而早期翻译倾向于对异域思想文化的吸取，但是佛经的翻译也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达做出贡献。
像是《开元释教录》记载，“东汉之末，安世高医术有各，译经传入印度之医药”。
现在收录在《大藏经》里的佛教医书有二十一部(《马祖毅(P126—127)，而且天竺医学的八种方术也通过翻译传入我国，对我国的古代医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孙思邈的《千金方》就吸取了老婆龙树的药方，我国古代用金针治眼疾的方法也得自印度僧人。
我国最早翻译介绍天文知识的佛经是安世高译的《舌头谏太子(又称下拔法)二十八宿经》，又称《舌头谏经》或《虎尔经》。
而且佛经翻译也为我国送来了印度的历算书籍，如《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婆罗门算法》、《婆罗门算经》、《摩登伽经说星图》、《西门俱摩罗秘术占》、《婆罗门阴阳历算》、《婆罗门天文》八种，据《唐书)历志》记载，瞿昙悉达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当太史监，他在开元年间编着《开元占经》时将印度古历《九执历》介绍过来。
《九执历》有许多希腊天文学成份，如圆周划分360;60进位制计算法;太阳周年视运动远地点;推算月亮视直径大小变化之法;黄道坐标;正弦函数计算法及正弦函数表都是我国传统天文学体系没有的。
此外，《九执历》还介绍印度的数学知识，其中就有我国后来的笔算法，宋建隆四年四月钦定《应天历》，鲁穆国来中国，又为我国引进了阿拉伯天文知识，宋人据此修撰《应天历》，使用阿拉伯明食和五星制度计算法考核明食和五星制度;将每夜分为五更，每更分为五点，点以击钟为节，更以击鼓为节。
第二时期是公元十一到十二世纪，蒙古帝族贵族铁木真率部统一周围的其他部落，于公元1206年建立蒙古帝国。
铁木真被各族拥为成吉思汗，随着蒙古帝国的不断征战扩张，其领域横跨欧严两大陆，到忽必烈时期达到强盛。
公元1217年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国号为大元。
公元1276年，元军攻战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两年后又攻占广州，统一中国。
元朝时中国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右，南越海表”
《元-地理志》，称世界之最。
元朝广阔的疆域为其陆海交通的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
元朝时政府更是遣使屡次招谕海外诸番，随着航海的发展，元明时期官方与海外各国开始广泛贸易往来，此时，西方诸国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游世界，开始在海外寻觅新地，“而东西之接触，乃若电气之相引矣”。
柳治徵将元明时期作为近世文化史的开始。
他指出，中国近世之历史与上世、中世之区别有三。
一是东方之文化无特殊之进步，仅能维持继续为保守之事业，而西方之宗教、学术、物质、思想逐渐输入，别开一新局面也。
二是从前之国家，虽与四裔交往频繁，而中国常屹立于诸国之上，其历史虽兼及各国，纯为一国之历史。
自元、明以来，始与西方诸国有对等之交际，而中国历史亦置身于世界各国之列也。
三则是因前二种之关系，而大陆之历史变而为海洋之历史也。
这三者之中，以海洋之交通为最大之关键，故欲知晚明以降西方宗教、学术输入之渐，当先观察元、明海上之交通焉。
由此，海上交通以及文化交流为东西方学术思想第二次碰接提供了平台。
像是1295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奉库噶丁(Kogatin)公主之命东行至印度，经黑海，赴君士但丁，后返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又与叔父从陆路至元朝大都，受到忽必烈的热情招待。
十七年后回国后马可波罗将其经历写成《马可波罗游记》，并激发了欧洲人东行考察中国开辟新航路的欲望。
当然，这个故事到底是真是假，还有待考证，只是想说明当时东西方交流的确很繁荣，不然也不会有这个故事。
包括后来到中国来的有葡萄亚王子亨利及约翰二世，以及荷兰人、英法等国，并且开辟了欧洲诸国在东亚的据点，东印度公司。
航海事业的发展使元朝时人们已经知道地球的形状，及至利玛窦等至中国传教，天文、历算、地理、格致诸学大兴，而且也输入了西方的科学方法，扭转了中国传统的科学研究之风。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西学输入主要集中在地舆学、天文学、军事、科学方面。
明朝时期政府极其重视翻译与外事活动，明代接待外宾并配有翻译人员的官方机构是鸿胪寺，设卿及在右卿、左右寺丞等大小官职，总领其译事活动。
永乐年间(1403—1424年)，复设会同馆于北京，安顿外来使节。
正统六年(1441年)定为南北二馆，后称“四夷馆”(即官方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培养口笔译人员，适应明政府对海外的诸蕃帮交往来。
明代翻译事业的发达，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通衢始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东渐之潮。
柳治徵称“利玛窦等之来也，一以传西方之宗教，一以传西方之学术”。
综观我国近代翻译史之进化。
可以看出西方科学技术之输入揭开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或者中国近代文化)之序幕。
西方宗教的输入也为中国近年代文学史和思想史提供了另一新视界，着名科学家李约瑟说，这是西大文明向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
明朝到了中期以后，统治阶级昏庸无能，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民回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出现，手工业和制造业，也都比以前有新的进步，由于学术界的儒士们谨守孔子之训“君子不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轻视对实用技术的研究，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学术思想趋于衰微，相对于刚刚经历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革命的欧洲诸国明显落后，于是出现了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渴求。
因此利代等，带来的西方之学术正好解此之渴。
而利玛窦的话，是意大利利马切拉塔城人，1568年入罗马学校，受宗教、数学、物理的教学，1571年成为耶酥会会士，立志赴东方传教，1582年来澳门学习汉语，取各利玛窦，字西泰。
次年，随罗明坚赴肇庆，并带来欧洲制造的自鸣钟、三棱镜、浑天仪、东西半球图等。
他感到要在中国传教，首先要得到皇帝的首肯，并得到上大夫阶层的合作。
他还将儒教的“仁”与义”与基督教的“泛爱”主义相结合，撰写《交友论》，因此赢得多位封建士大夫的信任。
他于1601年买通宦官马堂，到北京觐见神宗，并献上报时自鸣钟、万国图志、西琴、天主图像、珍珠镶嵌的十字架、三棱玻璃柱等贡品。
神宗大悦，“嘉其远来，假馆授粲，给赐优厚”。
在明末学界上，兴起一反动之势力，革新之兴味，梁启超在《中国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指出:“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者，日欧洲历算学之输入”。
另一方面，他还首创了中西结合翻译介绍西方科技文献的历史，并着《勾股义》、《圆容较义》、《测量法义》、《万国舆图》。
他曾与当时科学家徐光启合作，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前六卷)，梁启超称此书“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
此外，他还第一个把四书译成拉丁文，第一个采用拉丁文为汉语注音，并与罗明坚合作编写了第一部《葡华字典》。
他在中国居住十多年，1610年5月11日病逝，并“赐葬”北京。
他在中国的几十年所写的笔记和书信结集编成《中国札记》、《中国书简》为西方了解中国提供了宝贵资料。
明代科技翻译的政治条件明代困扰着人们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历法。
当时通用的历法《大统历》，(数据和计算方根据元代郭守敬编的《授时历》(1280))因长期沿用，常常因计算不准出错误。
当时采用的另一种历法《回回历(公元559年制)也因历时久远应用上差错难免，因此明末满朝上下蕴酿的另一场改革就是修改历法。
耶酥会教士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取得明朝皇帝的信任，以利其传教。
利玛窦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另一贡献就是倡导时帝采用西历法。
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科学家的响应下，加上来华传教士，龙华民、汤若望、邓玉涵、庞迪峨、熊三拔都懂得天文历算。
于是一场围绕中国历制的改革展开了，并译着多种天文学着作，推动了我国天文学的发展。
早在1481年正定教谕，俞正已要求改历，遭保守派陷害。
此后，历法改革呼声日高，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钦天临官员周子愚、上疏，请求编译。
而庞迪峨的话，是西班牙人，洞知历算之学，在我国介绍西方天文历法知识方面是位先驱，而且还引入了欧洲的实勘精神，以及用经纬度测绘地图的方法。
熊三拔，是意大利人，1606年来华，带来了许多天文书籍。
万历四十年(1612年)礼部上疏，请赖会有关官员与庞迪峨、熊三拔翻译西方改进历法。
次年，李这藻上《靖译西洋历法等书疏》，极力推荐“大西洋国归化陪臣庞迪峨、熊三拔、阳玛诺等人翻译西洋历史之书。
徐光启也曾上《修改历法靖访用汤若望、罗雅各疏》。
为推运修历，徐光启于1611年撰写《平浑图说》、《夜景图书》，还由熊三拔讲解写出《简平仪说》，介绍测量用器简平议。
李之藻根据西方天文学(原本为clauius的专着GeomatricaPractica)撰写，浑天盖通宪图说》(1607)，得到利玛窦的高度评价。
1614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圆容转仪》一卷。
1629年(崇祯二年)在徐、李的极力推动下，崇祯帝终于同意修历。
之后，在李之藻(1630年去世，后由李天经负责)，徐光启的监领之下，共成历书一百三十余卷，后编译成《崇祯日历》。
全书包括日离、恒星、月离、日有交会、五纬星、五星交会六月和法源、法数、法算、法器、会通基本五日，为后世提供了可靠的历法版本。
崇祯十六年(1643年)，朝延颁令正式改历，采用西法，汤若望还根据《崇祯历书》改编成《西洋新法历书》。
此后法国人蒋友仁(BenoistMichen，1793年来华)绘制《坤舆全图》，介绍哥伯尼的太阳系学院，刻卜勒关于行星的三大定律以及欧洲天文学方面的知识。
邓玉涵(JeanTerfenz1576—1630)瑞士人，通晓多种欧洲语言，是物理学家伽里略的好朋友。
1629年被召抵达北京，除参加历法改革，还向中国介绍伽里略的学院。
西方的机械力学知识和生理解剖学知识。
明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哲学使统治阶级轻视自然科学，在数学方面除了宋代以前留下的《周髀算经》和《数学记遗》，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步。
徐光启在《刻同文指算序》中指出，“算数之学，特废于近世数百年间尔，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各理之儒，士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知来藏往，靡所不效，卒于神者无一效，而实者无一存”。
基于此，徐与利玛窦翻译了《几何原理》一书(译本根据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1537—1612)注的欧几里德原本译出，原书共十三头眷，一至六卷为平面几何，七至十卷为数论，十一至十三卷为立体几何，他们只译六卷，因利氏放弃而告终。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还说“元扈首译欧几里德之《几何原理本》六卷，欧人各着之入中国，此其第一??盖承认欧人学问之价值，实自兹始也”。
徐光启又三校译本，对此书之翻译倾注精力。
后来徐又与西人合作编译《大测》介绍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割圆八线表》介绍了三角函数表。
测量方面，徐光启又与利玛窦合译了《测量法义》一卷，一部关于陆地测量的数学作品，因此，中国开始有经纬度的精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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