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事疏是“固邦本”。
所谓“邦本”，是指人民生活是否安定，社会秩序是否稳定而言。
管仲就说过：“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古代一些政治家和政论家都强调，“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人本学说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最可贵的精粹之一。许多卓越的政治人物都极力要把国家、君主和人民的相互关系摆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保持较为稳妥的平衡。
大量的历史教训也提出，“民心无常，惟惠是怀”。在芸芸众生的心目中，其实都有一把分寸清晰的尺度，都有着自己的善恶标准，对于苛暴贪虐政治普遍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一旦民不聊生，就能够爆发出无坚不摧的反抗力量。多少次暴君授首，多少顶皇冠落地，都不过起于斩木伐竿的嗤嗤黎民。故此，“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
亦正因此，聪明的统治者总是标榜“惠康小民”，“爱民如伤”，呼吁君主要敛民有节，使民有度，总企图缓解君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惜为此在统治体制内部，以及方法手段各方面，一再进行自我调整。
张居正就是明代中期这一类型政治家最卓越的代表。他大声疾呼：“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
在这里，张居正将邦本之是否巩固，主要放在财政经济和民生方面。
因为皇帝挟无上的权威，用国家名义向人民征调的赋役是否适度，人民是否难胜负荷，负担是否均平，征收来的钱粮财富的分配和使用是否合理，均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财政状况、社会的稳定程度和君民关系，直接关系到统治阶层的安危。
在“固邦本”一议中，张居正首先对当前财政状况的严峻困窘，作了恰如其分的说明，希望引起隆庆皇帝的警惕和关切。
事实上，明代自正统年间以来，财政状况即直线下滑，统治阶层的贪婪欲求日炽，而在征、解、收、纳、用各个环节俱是腐败日增，人民负担沉重和赋役不均，久已成为朝野议论的中心话题。
“成化以前，民间自两税马草以外，不过岁给官师厮役而已。弘治以后，中外坐派岁增十倍。凡吏于其上者，率货视其下，公私之所求，眈眈然鸟鸢之攫肉，必获乃已。奈之何不贫且逃也。于是丁不足以出差，而地于是乎加赋矣。矧地赋力差，豪民巧为规避，与老书黠吏反复相勾，甚或隐射飞寄，不可栉槈。”
这样的恶性循环，到正德、嘉靖以后，为应各种额外开支，更是开动全副国家机器，驱使各级衙门官吏以百端征派，竭泽而鱼。
当时，“长吏考课，唯问钱粮”，“有司惟以催科为殿最，其余不过虚应故事”。
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只好鬻妻卖子，转徙于沟壑。“今民贫吏慢，而催征之令太数。
夫良民奉法而供赋以为常；敝民梗化，而逋赋亦以为常。”及至隆庆嗣位，相继颁行《嘉靖遗诏》和《隆庆登极诏》，宣布蠲恤诸事，确曾在朝野间掀发起一时性的兴奋，期望新君行新政，能够崇俭戒奢，节用安民。
但是，《嘉靖遗诏》和《隆庆登极诏》的墨迹未干，这位新皇上却“为鳌山之乐，纵长夜之饮，极声色之娱”，敕取金宝，增加织造，“内批”严旨不断，甚至专门派遣御史，分赴全国以“清库”，“欲罄天下库藏输内府以济旦夕之用”。
居正《陈六事疏》的末一议为“饬武备”。“饬武备”问题之所以突出，是因为数十年来北虏南倭的周期性侵扰，久已严重地威胁到明皇朝的安全，不但沿海和边陲人民生计受到摧残，而且蒙古俺答所部不止一次挥军直迫京畿，明朝被迫宣布首都戒严，文武勋贵甚至有弃职离家而逃窜者。人心惶惶，闻虏色变。
在“饬武备”一议中，居正既强调边防形势的严峻，更突出指明，最致命的危害在于内部，在于畏敌怯战、苟且偷安、荒嬉自欺的心理。正是这种失败情绪，导致夸大敌焰，未战先溃的后果。
所谓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等，其实都是可以通过改革整顿加以改观的，是有条件变劣势为优势，力挫来侵之敌，解除来自北虏百年威胁的。
他认为，加强国防力量的关键，首先在于痛惩腐败，肃清长期以来存在于军事系统的诸多积弊。
例如，各级将官都吃空额，按籍有名，营伍无兵；精壮逃没，疲弱充数；临时乌合，绝无训练；军费半入私囊，战斗之士几成饿殍；城堡失修，防御怠废，致虏骑得以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而又军令不明，指挥不专，责任不清；狡黠退缩之将，对敌以追呼迎送为能事，任其饱掠然后告捷；敢死悍战之士，纵然勇烈捐躯，殁于战阵，但却被横加浪战失机的罪名，祸延妻孥，俱戍解极边，等等。
因此，居正强调，边事仍有可为，但必须彻底改变上述的陈规陋习和腐败风气，致力于充实营伍，选将练兵，伸张将权，集中财力，严肃军令，才有可能开拓出不患无兵，不患无财，不患无将的局面，才能营造出士饱马腾、人思奋战的气势，才有可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处境，转为攻守自如，正确料敌，有效御敌，有力歼敌的主动地位。
他在疏文中提出有关强固边防、积极奋战诸建议，大体上是适合时宜，符合需要，与当时坚决主战的将领，如戚继光、谭纶、俞大猷等人的谋划是基本一致的。
但应指出，在“饬武备”一议中，有请隆庆每年或隔年在北京亲自校阅军队，即所谓行“大阅”之礼。此事在当时即曾引起异议，南京刑科给事中骆问礼立即上疏反对，“张居正请大阅，问礼谓非要务，而请帝日亲万几，详览奏章”。其他臣僚，亦啧有烦言。
事实上，这一建议的效果也是不好的。隆庆此人秉性懒惰但喜好虚荣。他如同正德皇帝一样，喜爱“戎服出郊”，以炫威武。
对于张居正的《陈六事疏》，他最高兴接纳并立即饬命实行的，就是“亲临校阅”这一点。
居正在隆庆二年（1568）八月上疏，皇上在翌年五月即下诏，着兵部、五军都督府、京营等部门筹备大阅，同年九月举行。
届时，除京营各军兵种排演阵法外，还要召集京边将领及公、侯、伯、锦衣卫等官考验骑射，视等第予奖罚。这是一件徒具形式的事，因为调集十余万军兵，整治校场，装备甲胄弓矢军械，勋贵等练习骑射，都是耗财费时而失事的。
那一天，隆庆“戎服登坛”，“祭旗拜纛”，先后分阅自公侯伯以至千把总而下军兵武艺，然后奏武臣之曲，吹嘘“龙旗照耀虎豹营，六师云拥甲胄明”。
虽然搞的是一套假把式的军事游戏，但隆庆帝却自我陶醉，认为此乃“我武维扬”，“称朕张皇六师至意”，是“皇威丕振”的表现。以虚假的雄武来掩盖怯懦，以故作声势来粉饰渺小，也是隆庆虚矫心态的表现。
《陈六事疏》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隆庆初元的形势，从六个方面指出了严重存在的社会和政治军事危机，并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对策，它既统筹全面，又条分缕析，分项目分阶段提出破解死结，收拾残局的具体方案。
这篇奏疏所议论所主张的各点，立足于“审几度势，更化宜民”，明显地秉承管、商、申、韩因时济变，以法治国的理论，而又结合实际，用以剖析和疗治明代自正嘉以来罹患的沉疴顽疾，层针密缕，丝丝入扣，并无雕琢。
《国朝典故》的作者、万历后期的国子监祭酒邓士龙，对《陈六事疏》曾有深刻的分析，言：“读居正一疏，即贾谊之策何以加焉。然不言自用，而自用之机已露；不言操切，而操切之权已形。”邓氏之论，切合居正上疏的本意，他当时虽然已入阁为大学士，但绝未满足于此，他热切希望能再上层楼，秉国之钧，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谋划，重整乾坤。
《陈六事疏》在递上后，因其议论精辟，见解犀利，也曾引起过一阵重视。隆庆御笔批示：“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恳。该部院看议行。”
不久之后，各部院大臣也便纷纷上奏，无非都是根据《陈六事疏》的精神，加以阐发引申。都御史王廷将“振纪纲”、“重诏令”两议细分为八点；户部尚书马森对“固邦本”一议，言财用之应经理者十点；兵部尚书霍冀对关于“饬武备”问题，又列为议兵、议将、议团练乡兵、议修守城堡、议整饬京营，等等。
各省的总督、巡抚、巡按等官，亦多有结合本省区的具体情况，按《陈六事疏》的精神来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
所有这些议论，虽然绝大多数仅停留于议论，但起码说明居正建言的精神已在朝议中引起了较为广泛的注意，而且在一定程度内起到转移风气的作用。
居正在不止一封书信中讲到：“近来士习人情，纪纲法度，似觉稍异于昔，实自小疏发之。”其所以异于往昔的主要标志，是“浮议渐省，实意渐孚”。
即朝廷上下相当一部分人已痛感到，与其坐而空论，不如着手研究一些实际问题，找出其症结所在，分出主次缓急，有准备有步骤地逐一解决之。
居正深知，以任何个人的力量，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都是绝难胜任的。他切盼《陈六事疏》能激发众意，凝聚同心，汇合成为一股实际的主张改革的力量，用以整齐步伐，抢救已濒于危殆的明皇朝统治，将之重奠于磐石之安。
唯其如此，就绝不能满足于一时的喧腾称誉，而要求从实干中出实效。
当然，按照《陈六事疏》的设想，一一付诸实施，必然会触犯到习惯势力和许多既得利益阶层的权益，必然会遭受到来自各方面或明或暗的非议、毁谤和阻挠。居正自言，自上奏之日，“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
自古以来，任何重大的改革事业，总是要从改变某些现存的政治经济格局，调整某些利害关系，转移某些社会风气入手的。
当社会结构因进行改革而部分转型之时，有得益者便必有受损者，有支持者便必有反对者。
改革事业自发动之始，思想理论上的对峙加剧和政争走向激化，都是必然的表现。改革的全过程，定然是榛莽遍途，陷阱四布，斗争此起彼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