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磊这里下南洋计划顺利展开，不少失意读书人来到台湾寻找机会，为之开办的干部培训班为沈磊培养起急需的干部之际，大明也算是差点儿完成了一个阶段性任务。
这个阶段性任务就是五省总督陈奇瑜成功将高迎祥围困在车厢峡，据说李自成、张献忠等都在里面。而陷入绝地又兵力比官兵少加粮草不足情形下的义军又是据说李自成与顾君恩商议，义军拿出所有财物收买陈奇瑜身边人求降。这是否确实肯定成疑，因义军同样手段不止用过一二次，只是这次行贿很成功，并由受了贿赂的将领劝说陈奇瑜才同意。
接受投降实际上应该不是大错，错是错在陈奇瑜对义军并不甄别，没有将义军头目扣下，而仅是让他们百人一队派一官军押送回乡，不料才出车厢峡不久义军复反，本来可能让局面暂时稳定一些时间并立下大功的陈奇瑜因自己的错误黯然贬职。
这个案例放到参谋部上一讨论众人大哗，这样低级的错误也会发生在参谋部的人都有些不可思议的感觉。这是他们有沈磊这甄别善恶、分开官兵、劳动改造等一系列行事规范，加这些年确实有效眼界看高了的缘故，那知道大明那里对各种俘虏完全没有一个统一的处理方式，完全凭个人意念。
比如说后世就有人认为要是此时洪承畴为五省总督肯定是大开杀戒，这义军至少会消定一段时间，从此不成气候也有可能。但这只是假如，根本上分析乃是大明连处理俘虏上也没有做好，不是失之太宽就是失之太严，更关键在于没有一个转化措施。
而沈磊这里因对抓住的海盗处理经分化、惩恶、劳改，现在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正常百姓，或力加入预备军为下南洋出力。因为自己这里处理俘虏比较成功，因而陈奇瑜这次失误在参谋部讨论时一点借鉴作用也没有，纯是一个反面教材。
在崇祯七年大明形势能让沈磊这里跟踪关心并研究一番的也就是陈奇瑜的差点儿成功，关心这个事主要还是因为农民起义军的活动对移民影响很大，特别是义军都是流动作战，其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会造成一大批家破人亡的流民。
这倒不全是义军为祸或存心如此，乃是义军攻打城镇筹粮及官府剿灭战事、城镇守备的共同作用。至于多少人死于这些战事，具体是那一方直接、间接所为，造成平民直接或间接死亡、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实在是不可能分清楚的。
因为这些悲剧必将发生，一个平民虽可能具体在某一方作用下惨死的，实际上乃是双方的共同作用。因而义军到了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会产生难民，此时虽通过黄河是主要的移民来源，但义军的行动也引起沈磊很大的重视，因为在众多战争难民中可以找到甘愿移民的人！
只不过义军行动没什么规律，真是游击战的行为，一味避实就虚瞅准机会打一下。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游击战乃是必然选择，但习惯了游击便成为了无根浮萍的流寇外，带连太多地方遭受反复蹂躏。
无根浮萍长不成参天大树，反复争夺也使得太多地方残破、丧失生气。这也是李自成如滚滚潮头让他轻易占领了京城逼死了崇祯，才一次失败就彻底退潮，一点韧性也没有的原因所在----主要是他刚建立的根据地并没有多少财力。
而且他是唱着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进京城的。本来一个政权不可能不收税的，李自成迟早也是要让农民纳粮的，只可惜他一败连过渡时间也没有，为抗清只能征粮，可此时大户基本上吃光了，向农民征光环也破了。
这些是后面发生的事不论，但论及收垅移民此时义军大范围移动作战，除了原来的陕甘、山西又添了河南、湖广等地。如此快速流动让组织移民十分困难，因为这不是买张火车票就能到达海边乘船就可到达台湾的时代，也不是组织几十个人长途跋涉，仅保障几百、几千人长途移动时的吃饭问题就够麻烦了。
虽然沈磊的人可以用金钱买到粮食，可也不是处处地方有足够的粮食，加上有些地方比较危险，所以预判义军的行动可以作好一些预先安排。比如在什么地方收拢人口，沿什么路线走，在某处准备些什么物资，要不要打点一下地方势力或接应一下等就可以减少盲目性。
参谋部对义军行动当然不是此时才关心，因为移民需要一直在关注，但小范围游击在台湾言判是不现实的，所以之前只在组织移民的前面负责实际工作的小组派了军队干部在帮助。
现在义军大范围流窜，移民空间与地域、人数大增，才需要参谋部作出一个全局性言判以更高效、更安全地进行移民工作，虽然执行移民的人并不怎么招人恨，官员也有打点，但一些小势力或义军会抓人勒索也是有过，另外收拢的移民让义军、土匪之类武装裹挟走也是发生过，这才是要了解义军动向的主要原因。
除了开展更大规模的移民，沈磊还开始将玉米、土豆、番薯运送到西北及一切缺粮地方。这些年经前口子村适应性种植与选种这三种农作物的产量有不小增加，这些年的产品虽主要是用在榨油、粉丝、饲料、后干燥存放等，但此时前口子村这里扩大了生产。
这次扩大生产后不仅仍然保持原来再加工的产品生产外，鲜货与完整玉米颗粒还将与如薯片干，压缩杂粮饼干等历年生产储存的东西运送至各缺粮地方。
自从南方找来番薯、土豆、玉米等种子沈磊一直在前口子村进行适应性种植，附带着开发了不少副食品。之所以要进行适应性种植乃是这些物种因广州是此时大明最开放的地区，外来物种第一站都是这里。
只是这些种子在南方并不定受到重视，如南方食物比北方充足且吃米饭，这三种植物土豆主要充当菜蔬培养的，玉米主要是当副食品种植的，番薯也是当作副食品与救急的。
因这样的定位在南方种植产量要求不太高，口味要求更高。如玉米在南方逐渐培养出的品种是又糯又甜，对番薯、土豆要求也是如此，在选种时向这个方向发展。
因为在丰富食品上有较好作用，实际上此时南方这些植物在长江以南也有广泛而零星种植，此时刚去世的着名科学家，进入过大明内阁成为次辅的徐光启就是在上海家乡看到这些植物，试种后最推荐番薯，特地写了本书名''甘薯疏''介绍与推广，还北方试种过。
只是徐光启作为一个科学家在大明实在是不幸的，不谈他的天文、数学等成就，其农学的巨着''农政全书''只是书坊杂书而已，真正农民是买不起的，读书人中有田地的读过此书但土地完全交给佃户耕种，实际上读不读此书实在关系不大，倒是沈磊将这些书翻印后作为干部培训辅导教材等用，各农庄也备了这类书了。
另外徐光启在家乡试种番薯比较成功，特别是地窖储藏方法解决了长江以南番薯受冻烂坏问题，这个经验北方可以用，但在北方种植的适应性与主要追求高产的品种培养及种植技术上还是没什么作为。
作为后世人还有乡村工作经验的沈磊当然不会想当然地以为弄到种子一种下就会大丰收，实际上大明这时候在山东官方强推过玉米种植，但收获的却是一片反对的骚乱，不得已取消了。
实际上到后世改革开放粮食宽松前山东人最主要的食物是玉米，称之为六谷，但此时他们为何反对？这原因是一来大家不熟悉玉米，官员的作为简单粗暴引起反感，农民将官员的''逼民致富''当作别有用心。
另一个原因是玉米产量并不大高，特别是根本不知道玉米是风媒授粉，零星种植玉米棒常只有少量玉米。况且尝过味道的人觉得口味不佳，还不懂种植技术，一下子让农民种植肯定是难接受。
沈磊搞来了番薯、土豆、玉米，还有西红柿、辣椒之类种子当然不会简单种植，不仅进行气候适应性种植，还进行耕种技术试验及选种、人工育种等研究。
而仅这就不是普通农民有资本进行的，因为试验田加人工开支不小，而收获却是可能只有一点点。另外沈磊他还懂后世的育种技术，加知道各地需要的品种，在育种上比徐光启先进了不止一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