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这套制度必须要兼顾各方的平衡，都是不让多党制度成为掣肘，国家制度施行的阻拦，这样一来，对于这一套制度如何平衡效率和公平，就变得十分困难了，短期内是不可能施行的，故而在短期内只能治标，不治本，而治标就是严打罢了。
大理寺和御史台在苏轼发动弹劾之后，成效显着，许多官员本这两个部门纠察出来，而因为有监察委员会和监督审查委员会的存在，大理寺和御史台可谓是工作的十分勤劳，同时徐清开放了民间举办的通道，老百姓或许不知道高官们做了哪些坏事，但对于基层公务员和吏员，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可谓是全部都记在心中，只不过是没有资格举报罢了。
而如今大开方便之门，允许他们举报衙门之中的官员，吏员，这对于地方衙门可谓是巨大的冲击，毕竟虽然很多发达地区，公务员的服务态度非常的好，但许多偏远的地区，做了公务员便会有一种加入公门，从此以后便是朝廷的一员，虽然不是一个官，可也算是半只脚踏进了士族阶层了，他们自然而然会对底层老百姓有着一种不可捉摸的鄙视，从而在言谈举止见，自然而然便流露出来，这种情况在偏远地区十分常见，老百姓们自然对于这些公务员也是十分的厌恶，如今可以举报，一时间无数的举报信如雪片一样飞入朝廷之中。
对于这些基层公务员，处罚他们显然要比处罚那些士族要容易的多了，毕竟士族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互相盘踞，有的时候即便握有罪证，徐清也只能压下，不然造成朝堂之上的大动荡就麻烦了，而基层公务员则不同，他们本身就没什么势力，只不过是朝廷制度下的最底层而已，牺牲了他们，到时候再招募就好了。
这年头，想当公务员的足以把吏部的衙门踏破，还怕缺额吗？这样听起来或许是挺悲哀的，官做的大，便是犯了事儿也没事儿，若只是一个小小的吏员，即便只是做了一件看上去微不足道的错事，也会丢掉工作，甚至是在他的档案中留下一个败笔，而他们的牺牲，根本没有人可以为他们讨回公道。
对此徐清的想法却不同，对于基层公务员，他打击的往往更加严厉，虽然这里面有基层公务员比较好整治的缘故，毕竟他们在政治上没有根基，处理他们，对于徐清不会有任何政治上的损失，但同时这些基层的公务员往往是跟民众相处最多的人。
若是他们的态度恶劣，那么百姓对于官府的印象就会变差，很大程度上来说，老百姓对于官府的喜爱程度，是根据基层公务员的服务态度相变化的，而高层官员，不别说高层官员了，便是局处一级的官员，老百姓已经是很难接触到，完全是天高地远的感觉了，所以对于这些官员，他们的恶劣事迹对于老百姓来说，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官上的印象，毕竟他们接触不到，许多资讯只能来自于报纸而已。
故而将基层公务员整治清楚，让他们在服务百姓上，不要太嚣张跋扈，更不要有贪污腐败的情况出现，这就会使得民众对于朝廷的感官变好很多，这也是徐清积极提倡基层公务员举报的原因，后者是主要原因，前者则只不过是无奈之下的举措罢了。
而这些举报信的数量，确实非常的多，这也很正常，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之中，虽然在徐清的掌控之下，没出什么大乱子，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却是不停的出现，而基层公务员中自然也是如此，许多人的手法都十分残暴，还像是以前的那一套，即便仅仅只是一个基层的公务员，也认为自己是官老爷了，若是老百姓不交税，他就要拿鞭子去抽。
这放在古代自然是没错，甚至在古代，你若是不交税，捕快们不仅仅能抽你鞭子，甚至还能把你关进大牢里，让你吃吃牢饭，但如今已经是工业时代了，老百姓是有人权的，他们大部分接受过教育，享有作为一个宋朝公民的尊严，即使因为时间等原因没有缴税，也应该提醒才是，若是再三提醒依旧没有缴税，那也应该以地方税所的名义向当地法院起诉这名当事人，以法律的手段来解决，而不是直接用鞭子去抽，甚至是辱骂对方，这不是这个时代的基层公务员该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有一些偏远的地方，许多基层吏员去到那些偏僻的乡村，那副作态简直能够让人反感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徐清就曾经听说过，在贵州等地，当地的汉族吏员前往一些山上的村落时，都不是用腿走的，而是要在当地的一个小镇上，雇佣一个车队，然后让人抬着进去，至于在村落之中是如何的肆意妄为也是数之不尽，许多人根本就是把自己当做了皇帝一般，在人家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法院，法官为了赚取一些钱财，便收受诉讼双方之中一方的贿赂，根据钱给的多寡来进行判案，这种情况也十分多见，整个基层，虽然有很多是正直工作的人，但只要有那么一个人出现，便会败坏整个基层吏员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
尤其是一些与老百姓有着大范围接触，或者是能够决定老百姓生死存亡的事情，就更是如此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官，在宋朝，法院机构分为最高法，中级法院和地方法院，以及乡村之间的调和所，调和所不算法院，但拥有一部分法院的只能，主要负责调解老百姓之间的矛盾，若是无法调解，便会送往地方法院，进入诉讼程序。
这其中的猫腻是非常多的，其中大部分案件都是民事案件，涉及到老百姓之间的财产纠纷，这一类案件都是交由地方法院自行判决的，判决之后，地方法院书写一份报告，然后随同一系列的证据交由中级法院，由中级法院批复，再交还给地方法院进行宣读，两重保险，以此来防止法院之间互相串联冤枉好人。
这一招确实很有效，但也止不住许多人想要钻空子，比如说一些有钱人，他们会请最好的律师，来帮助自己脱罪，若是不信就会把两边的法官都买通，虽然不可能大范围使用，但这种情况还是十分多见的，自然也让百姓对于法院有了一丝丝的怀疑，若是两个穷人去法院告状，或许法官还能公平审案，但若是一方是有钱人，你很难断定法院会不会收受贿赂，即便眼前这个法官是一个真正的法官，从来没有收过别人的钱，但你也会不自然的怀疑。
尤其是一些案件，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你错了，还是对方错了，因为宋朝人可不是人人懂法，随着社会分工的细致，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凑，所需要用到的法律也越来越多，如今诸多大学几乎都有法律系，这已然是一门严谨的学科了，老百姓能懂其中几条或许还行，但大部分法律，老百姓是不懂的，当法院出现了一次舞弊之后，即便你后面判的是对的，那个被告确实错了，但被告会敢相信么？
他一定会怀疑这法官是不是被收买了，人总是有侥幸心理的，更何况法院舞弊的事情确实也经常见诸报端，你就不得不怀疑了，而民事案件的舞弊还不是最严重的，这只是钱财的事情而已，刑事案件的舞弊才是最为可怕的。
在宋朝最开始的制度，是所有有关人命的案件，全部都要由皇帝御笔亲览，询问过后，才能朱批赐死，但随着君主立宪制在宋朝逐步确立，为了尊重生命，所以那些死刑犯还是需要由地方法院交由中级法院，一审定谳，然后再交由最高法院进行审查，确认没有什么错误之后，再交由内阁进行审批，内阁确定无误之后，交由皇帝进行签字，最后实施死刑。
以此来保证尽量不会出现诬告而死的情况出现，但这也仅仅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朝廷再怎么防，但许多有权有势者，依然能够钻空子，比如说买通地方上的检察官，让他提供假证据，然后利用假证据和假证词从而去判定这名犯人的罪行是真是假，所以虽然这些案件的卷宗最终要上缴到中级法院和最高法，但其实最终握有实权的还是地方法院，只要地方法院审判通过，那么之后就几乎是定局了，因为上面的法院是不会再审的。
中级法院主要处理的是地方上士族的案子，而最高法则是处理高级官员的机构，在没有大理寺和御史台之前，整个宋朝就是如此，老百姓之间的犯罪交给地方法院，之后每一级别的法院分别处理不同的族别，甚至彼此使用的法律都是不同的，士族杀人和平民杀人，一个只需要做几年牢就行，一个则是死刑，这就是差别。
对于这一点，徐清显然也无法改变，老百姓也甚至是不奢求改变，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心中，可没有人人，人格平等这样的思想，大家都认为士族是高人一等的，士族杀人不犯法的都大有人在，在这种思想下，如今的法律除了极少部分人反对之外，大部分人是没有什么反对声音的。
所以主要矛盾还是在地方法院若是在证据和证词上舞弊，逻辑上不会出现任何的漏洞，审查的中级法院和最高法自然也很难看得出来，至于你指望内阁看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内阁日理万机，看法律卷宗根本没有这种时间，除非是引起全民关注的案子，他们才会看一看，不然就是批阅之后，直接送入皇宫，由皇帝御笔朱批，然后就秋后问斩了。
至于那些不判死刑的刑事案件那就更是没边了，同时大家都是处理法律的，想想看，当法官都在替你舞弊的时候，你指望隔空看卷宗的中级法院法官查找出什么漏洞来吗，这是很难得的事情，曾经浙江东道中级法院就查找出过一次漏洞，最后翻案更是直接上报，被宣传了好一段时间，那位法官甚至被认为是包青天一样的人物，由此可知想要上级法院查找出漏洞到底有多么的难？
也正因为地方法院掌握有这么大的权利，且缺乏监督，自然就会出现很多十分荒唐的事情，贪污腐败的事件也是十分多，一个法治社会，法院若是贪污了，你还凭什么让老百姓去相信这是一个法治社会？
所以对于这一点，徐清改革的决心也是十分坚定的，若是法律无人相信，那么宋朝依旧只是一个封建国家罢了，老百姓继续迷信权威，而对于法律则不置可否，这是徐清不愿意见到的，就像商鞅变法秦国，第一件事就是要让老百姓相信秦国的朝廷，所以徙木立信，取信于民，徐清也是要如此，所以他便对整个法院系统进行了一次大的变革。
这也幸好是如今这个时候，老百姓本身对于法院的制度民怨滔天，再加上这一套法院制度才刚刚成立不超过十年的时间，所以既得利益阶层还没有真正诞生，如此一来，改革的阻力不大，但改革的意愿却很大，所以徐清的改革，倒是没有像官场上的打贪那么让人难以接受。
他的做法也很简单，那就是允许被告人进行上诉，原本中级法院和最高法是用来审查士族的，如今士族的审查交给了御史台和大理寺，中级法院和最高法的工作自然需要改变，而他们的工作，就是当地方法院的被告人，认为地方法院的审判不合乎自己心中的想法时，可以像中级法院提告，要求中级法院来进行审判，被称呼为二审，民事案件最高到二审，刑事案件则可以到三审，也就是中级法院的审判若是还不服，则可以由最高法来进行审判，所有的证据和证人将全部送往京城来进行审判，以此来尽最大的可能，保证每一个被告人，不至于被污蔑。